杜骏飞:新闻是人,新闻学是人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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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及这些概念,是因为传媒技术作为一种统治级的力量已经登基,一如当年所预言;同时,在新闻传播场域中,也涌现了一系列需要我们给出哲学判断的新问题,包括人和物、社会权利和媒体权力、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,以及这些二元对立对新闻生态的冲击。

《人类简史》(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)的作者赫拉利(Yuval Noah Harari)有一个断言,说人工智能留给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在这里,我也想说,在机器崛起的时候,人不必拒绝媒体的技术化,但在哲学观念上,必须在历史开启时就准备好清醒、无畏的批判精神。目睹着机器人新闻生产的崛起,传统新闻业的衰亡和新闻公共价值的式微,我要开宗明义地指出:今天,新闻价值向人本主义的转向,或许已是新闻学保持主体性的唯一可能。这种转向包括以下意涵:新闻的本质是人;它应该报道人,并以人性来报道;新闻必须基于事实报道来关怀人,新闻报道事实及人,其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世界及理想化的生存;职业新闻的一切努力,都是要使新闻和媒体回到人。鲍曼(Zygmunt Bauman)在《流动的现代性》里面讲到,现代性不再是已知的和不证自明的了。他引用巴黎大学经济学家科恩(Daniel Cohen)的话说,福特或雷诺公司的员工几乎可以断定,他们将终生工作在这里;而微软公司的员工不知道,他们明天会在哪里。

其实,我们在看待当代新闻传媒的时候,也有类似感受,新闻业那些坚固的东西确实正在烟消云散。当人们讲到新闻共同体和记者身份的液化的时候,其实都是在被迫接受一个根本性的命题:我们的人类社会现在是基于泛传播而存在的,并且很可能将为媒介技术所代表的物的力量所左右,包括机器、算法和数据。

以下就是那些烟消云散的事件给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:其一,新闻衰亡而信息崛起;其二,事实变异而后真相崛起;其三,人在退缩而物在崛起;其四,哲学理性退缩而数字逻辑崛起。

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,这个世界的主要变化之一就是媒介社会的日渐物化,大众传媒原本是人操控的工具,但是今天却在操控人,用马克思(Karl Heinrich Marx)的观点,这是精神深处的“异化”。在这异化的过程当中,媒介成为宰治的力量,成为控制和左右人类社会的结构性的力量。今天我们思考人的时候,会不断发现我们自己逐步成为媒介的一个附属物。表面上看起来,好像是人使得媒介气化了,但实际上,人也被媒介所蒸发,成为弥漫传播的一部分。在媒介融合时代,最深刻的融合,不是融合媒介而是融合人。人被媒介交融后,人和社会的信息场域都弥漫而成媒介权力的一部分。在其间,清清楚楚地所体现的,恰是物的宰治的力量。

文艺复兴以来,我们经历了从神本、物本到人本的转变。启蒙时代以后,原本由人本主义所倡导的理性主义,戏剧性地被“经验主义的理性”所取代了。当年笼罩整个欧洲学术界上空的哲学理性,曾经认为由人的思辨、人性和逻辑而主宰的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。但是今天我们在谈到理性的时候,无一例外都是指向经验哲学,指向实证主义,甚至直接指向数据生产和人工智能。

我想说,在面对一个“机器新娘”的粉墨登场时,我们不应一味报之以鲜花和掌声,而要同时充满了警惕。麦克卢汉在《机械新娘》中所表达的观点,或可翻译成两句鲁迅式的断言——鲁迅先生说过:“中国只有两个时代,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争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。”我以为,今天的新闻拜物论教徒也分为两种,一种是做稳了机器的,还有一种是想做机器而不得的。

“机器”虽好,却不应使我们在人性和信念上输诚。今天,我们遭遇报纸消亡论和传统新闻业的溃败,遭遇新闻价值的流逝,和“10万+”这种庸众势力对新媒介的绑架,我们正处于心与物二元对立的十字路口。虽然我们不必以唯心看世界,但也务必要警惕机器至上的观念。我们可以借重人工智能和数理逻辑实现人本的观念,而不能以此作为对哲学理性的否定。柏拉图认为,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分,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。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哲学,被认为是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,黑格尔评价他是一个“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”。这里,无论是思想、灵魂还是逻辑,都属于人特有的高贵理性,至少目前来看,它们还完全不能拜托给机器智能和算法逻辑。

各位,我们这些学者此时此刻还留在这个会场上,很显然,不应该是为了迎合技术和工具的威权,而应该是要发挥我们作为人的潜力,以人的思辨和纯粹理性的精神来开启新闻传播学的反思。既然是谈新闻的人本主义,不可避免地要谈人本主义本身。我们汉语里的“人本主义”“人文主义”和“人道主义”都对应着西方的humanism,不同的理论叙事因为语境的不同,用词的侧重点可能略有差异。“人文主义”一词更强调以人文知识涵化人性,“人道主义”更强调尊重人的愿望、尊严、自由和自我实现,而“人本主义”则广泛涉及到人的生物性、社会性和精神领域。今天,我们谈新闻学的人本转向,显然与这三层意涵都有所对应。从心与物的对立关系来说,“人道主义”最为接近;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视角看,“人本主义” 所展现的语境更为完整。自然,在日常话语中,“人文”这个词,我们用的更多一些,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层面谈“人文关怀”时。

文艺复兴以来,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下,人的经验、人的理性、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,都成为了对神学的反抗。但是启蒙时代以来,随着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发达,人的本体价值渐渐被机器的价值、被数字的价值所变相否定了。今天,这种场景似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刻,各位可以看到,不远之处就有一个庞然大物正向我们逼近,那就是赛伯格的到来。

赛博格,是1960年代克莱恩斯(Manfred E. Clynes)和克兰(Nathan S. Klin)对一种能在地外生存的强化新人类的命名。为了克服星际旅行中的困难。他们的解决之道是移植辅助神经以增强人体生存能力。简言之,赛博格即是混合了有机体与无机体的生物,与作为“天然生物体”的人的主要区别在于,它们的能力可以借助人工科技得到了显著的强化。这多么像是我们今天的媒介化生存,这又多么像是我们未来被一种超级网络所征服后的魅影。

在十几年前,我曾经跟学生在课堂说,未来的手机可能是一个泛化一切媒介的柔性介质,现在这个预言已经基本实现了。前两天,我在课堂上又再次说,未来的媒体必将植入我们的大脑神经,那当然就是我们变身赛伯格的时刻。

在这个时代,我们还有机会做好心理准备:是要演化成一个赛伯格呢,还是打算任由机器来统治我们?我们的回答都应该是NO。在那个时代到来之前,谁能捍卫人的尊严?谁能捍卫以人为本的信念?答案只可能是人本身。

赫拉利说,人工智能什么都能做,什么都能超过人类,但有一点是永远不能企及人类的,那就是人的意识。所以刚才我说,我们作为学者存在的第一职责,还是要保卫我们的意识,而不是要匍匐于技术的面前。

在技术主义的时代,纯粹的经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很容易走向这样一种思维方式:量化的、客观的、利益优先的、利己的、抽象的、概化的。的确,它的形态很像数学,也更容易计算,因而很容易被视为科学,而科学则很容易被视为正确或真理。但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,因为像数学未必就是数学,科学也未必代表正确,更未必代表充分的正确。因为在同时,人类出于文化、道德、伦理的目的,还需要迥然不同的人本理性;这种人本理性对应着另一种思维方式:定性的、判断的、道德优先的、利他的、生动的、个别的。

曾经,在人本主义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历史中,我们可能也注意到,其实新闻所弘扬的,原本应该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二为一。但是很遗憾,随着媒介技术的渐次发达,我们能看到的却是工具理性的一枝独秀。韦伯(Max Weber)曾经说过,工具理性的滥觞必将带来价值理性的衰弱。诚哉斯言,我们传媒的今天,大约就是一个明证。被技术革命所刷新的“专业主义”,还将加剧人本精神的衰弱。对这一点,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心知肚明。哈贝马斯(Jürgen Habermas)对于交往理性有自己明确的观念,他强调交往主体间的理解和沟通,我们人类需要人与社会、人与人的交往,只有这种全景式的交往,才是我们战胜机器时代工具理性的唯一法则。福柯(Michel Foucault)有一段话,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思考框架,他说:权力并不只是压迫性的,它还要致力于生产。显然,在权力批判方面,他比阐释权力反抗的达伦多夫(Ralf G. Dahrendorf)更为深入。事实上,权力最可怕的地方,就是它有鼓励我们为它所奴役、为它生产的力量。

这就是我们今天谈论新闻要从既往的图式中解放出来的原因,因为我们要尽早对这种物化的权力作出根本性的回应。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的困境由四个泛化组成,包括:新闻本身的泛化、传媒边界的泛化、新闻人身份的泛化和新闻效用的泛化。对于新闻人来说,过去清晰的信条多已模糊,过去得到的权利都已失去;对于新闻来说,个人意志开始让位给统计数据,人的自由开始让位给网络秩序的一律,隐私开始被无条件的入侵,伦理开始让位给算法,写作开始让位给程序。面对这一切,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处?

我的所有意见都在于此:只有重新皈依人本主义的信念,才能回到新闻业的本原;因为,也只有回到我们人的精神本原,人才能成为自我主宰的族群。

《哈钦斯报告》以来,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教义,大致是服务精神、独立、民主、专业话语等。潘忠党和陆晔在十几年前所讨论的《成名的想象》,其焦点是新闻人职业声望和理论教义的对应。反观当下的新闻业,在相当程度上,成名的想象已不再成为可能,传统新闻业的衰落就是一个证明;即使是“专业主义”本身,也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背离。墨尔(W. Moore)将专业化的发展分成几个渐进阶段:工作、职业、正规化的组织、要求教育的组织、倾向服务的组织以及享有独立自治权的组织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,与其说是社会服务的实践,不如说是自我价值的实现。

多年来,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,已经成为各种新闻观念借此博弈的一套话语;而理想的新闻专业主义,本应要兼顾那些有社会信念的知识人的任务,比如为社会权力而奋争,为价值诉求而客观表现,为解放人而实践。这种理想型,才是我们新闻追求的最终目的。一旦理想被现实背叛,一旦技术至上主义使理想不可能时,我们就必须做出严肃的路径选择:要么我们只坚守新闻的专业而放弃“专业主义”,要么我们全面迭代这一职业圭臬。但不论如何选择,新闻业的理念都将面临一次巨大的转型。

我认为,在这一场新闻业的理念转型中,“成名的想象”理应让位于“信念的回归”,这一信念就是新闻的人本主义。

今天,人们对新闻业的焦虑分成两个层面:一是有形层面上,我们看到新闻业的日渐萧条,老新闻人纷纷出走,新闻业的附加值的降低。二是无形层面上,来自内心世界的焦灼,人们对于什么是新闻,什么是好新闻,新闻业向何处去,新闻到底有什么价值,都开始产生了怀疑。所以,老新闻人和传统新闻学最不能够适应的,其实并不是发行量、收视率的溃败,而是整个新闻价值观和新闻运作体系的崩塌。其中,最重要的是,新闻业实现职业独立自主的自我想象,受到技术的压迫、权力的压迫和资本的压迫,在互联网时代还要受到“群体”的压迫,终于日渐变得不可能。那么,在这四重压力之下,反抗的工具是什么?我认为,唯有人本主义才会是保持新闻业的自足性,唯有人本主义才会是新闻理想的唯一的精神庇护,并可能使得新闻业回归“知识分子行业”。

回到新闻与人的本源关系看,新闻学所谈论的人,包括作为报道对象的人、作为记者和把关人的人,以及作为受众与公众的人。事实上,新闻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,是对新闻进程中的人的关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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